引子
酒店大堂里,咖啡馆里,常常放着爵士小号手 Miles Davis 的唱片,或者一段慵懒的巴萨诺瓦(一种带爵士味的巴西轻音乐)。没人专门在听,可有了这点声音,整个地方就显得体面、松弛、有品位。如今提起爵士乐,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就是两个字:高级。
可一百年前,人们对它的看法正好相反。1921 年 8 月,美国的《妇女家庭杂志》登过一篇文章,标题是《爵士乐是否给切分音带来了罪恶?》。切分音是爵士最典型的节奏手法,把重音放到本来不重的拍子上。
那时候,在不少体面人家看来,爵士乐跟妓院、酒精、深夜舞厅是一路货色,得防着孩子沾上。历史学家 Neil Leonard 翻检过那个年代的报刊,发现守护传统的人骂爵士粗俗、下流,说它的歌词“薄薄地掩着不道德的念头”。

不过,在之后的一百年里,爵士乐的名声掉了个头。说它罪恶也好,说它高级也好,都是人们贴上去的标签,跟音乐本身关系不大。
标签是怎么贴上去的?
社会学家 Howard Becker 有个很有用的看法:一个行为被叫作“越轨”(也就是被认定坏了规矩),一件作品被叫作“艺术”,都是一群人互动的结果。
标签贴在谁身上、怎么贴上去,比东西本身更能说明问题。这篇文章就借他的眼光,加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关于品味的研究和几位爵士史学者的成果,把这些标签一张张揭下来看:谁贴的,为什么贴,揭下来以后还剩什么。
我的看法是,爵士乐本身没什么高级的。听它的时候那份实实在在的快乐,比任何标签都要紧。
一、离开舞池
骂声并没有持续太久,爵士的名声悄悄好转了。Leonard 发现,二十年代一个人反对还是接受爵士,几乎和他的价值观完全契合:越守旧的人越反对,接受爵士的人往往也在抛开旧规矩。旧规矩一松动,爵士也就慢慢有了体面。
这时候的“体面”,多半是因为有些乐队领班把爵士往交响乐那边靠。早在 1923 年,评论家 Gilbert Seldes 就拿乐队领班 Paul Whiteman 的“交响爵士”当证据,说爵士也能是正经的艺术。
所谓交响爵士,就是给爵士配上弦乐、写成大型编曲,听起来更像音乐厅里的东西。到三十年代末的时候,已经很少有人公开骂爵士了,不少人开始把它当作艺术来听。
1938 年,当时最走红的乐队领班、单簧管手 Benny Goodman 带着乐队进了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,那是古典音乐的殿堂。
不过,Goodman 这类乐队只是偶尔去一次卡内基音乐厅,真正的主场还是舞厅。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,美国最流行的音乐叫摇摆乐(swing),节奏轻快,一直往前推,最适合跳舞。
演奏它的是“大乐队”(big band):一支乐队十几个人,萨克斯、小号、长号各成一组,再加上钢琴、贝斯、吉他和鼓。Goodman、Count Basie、Duke Ellington 都带着这样的大乐队在舞厅里演奏,台下几百上千人跳林迪舞,那是一种从哈林区兴起的快节奏双人舞。那时候的爵士乐就是美国的流行音乐,头一件事是让大家跳起来。

对台下跳舞的人来说,这是最好的年代;台上的乐手却未必这么想。大乐队的谱子由专门的编曲者事先写好,十几个人照着谱子演奏,轮到个人独奏,往往也就几个小节。乐手的饭碗稳当,收入也说得过去,就是没多少自己发挥的余地。再有想法的乐手,在台上也只是乐队里的一颗螺丝钉。
四十年代初,一些年轻乐手不满足于照谱子演奏了。大乐队一收工,他们还会专门找地方,按照自己的想法玩。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,其中最有名的是纽约哈林区的 Minton's Playhouse。这家俱乐部 1940 年底由前大乐队领班 Teddy Hill 接手经营。他请鼓手 Kenny Clarke 组了驻场乐队,钢琴手是 Thelonious Monk。中音萨克斯手 Charlie Parker、小号手 Dizzy Gillespie 这些人也常来这里,一直即兴到天亮。

他们在那里玩出来的音乐,后来叫 bebop(比波普)。这种音乐速度飞快,和弦又密又绕,旋律忽高忽低,乐队只剩四五个人。这样的音乐没法跳舞,听众只能坐下来听,眼睛盯着台上,耳朵跟着独奏的人走。
如果说从舞池到 bebop 是爵士乐的关键转折的话,那么这种转折最大的变化,是创作的出发点。摇摆乐冲着舞池,台下的人跳得高兴就好;bebop 冲着乐手自己,要把本事和想法发挥到极致。音乐原本是一件好用的工具,到了 bebop 这里,变成了一个人当众表达自己的方式。
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成几种,其中两种正好能拿来对照:一种叫“制作”,照着图纸做出一件东西给人用;
一种叫“行动”,当着别人的面,让人看见你是谁,结果事先没法设计。大乐队的编曲接近前一种,bebop 的即兴接近后一种。
回头看这段历史,爵士史学者大多把 bebop 看作分水岭。Bernard Gendron 说,正是 bebop 让爵士开始离开娱乐音乐、走向艺术音乐,此后爵士在美国文化里几乎有了“神圣”的地位。Scott DeVeaux 说得更直接:在后来写成的爵士史里,bebop 是“拱顶石”,“有了 bebop,爵士终于成了艺术音乐”。
二、不肯再当艺人
除了音乐,bebop 乐手要改的,还有自己在台上的身份。
那个年代,黑人乐手上台,常常需要扮演一个讨喜的角色:满脸堆笑,插科打诨,逗白人观众开心。美国娱乐业在这件事上有一段很长、也很不光彩的历史。bebop 这一代人很反感这一套。他们穿西装,戴贝雷帽,上了台只管演奏,不太搭理观众。Miles Davis 后来还常在别人独奏的时候背过身去,不看观众。

黑人乐手在台上要赔笑,到了台下也处处受限。那时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写在法律里,黑人和白人分开吃饭、分开坐车。乐手到外地巡演,常常是在一家酒店里演出,却住不进这家酒店,只能从后门进出。北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,类似的冷遇也不少见。
五十年代起,民权运动开始要求废除种族隔离,乐手们也把这份诉求放进了音乐,“自由”两个字直接上了唱片名。次中音萨克斯手 Sonny Rollins 1958 年出了一张 Freedom Suite(《自由组曲》),还在唱片封套上写了一段话,大意是:美国的文化深深扎根在黑人文化里,黑人却还在受迫害。鼓手 Max Roach 1960 年录的 We Insist! Freedom Now Suite,封面是一张黑人青年在午餐柜台前静坐抗议的照片。对他们来说,不肯给人当娱乐的工具,和争一个做人的尊严,本来就是一回事。
对乐手来说,尊严要争,饭也要吃。这种两难,社会学家 Becker 看得最清楚。他年轻时在芝加哥的酒吧里弹过钢琴,1948 到 1949 年间,他一边演出一边做田野调查,后来写进了《局外人》的第五章。他写的多半是在酒吧、舞厅里讨生活的普通乐手,这些人心里向着的是爵士。他们管自己这样懂行的人叫 hip,管不懂行的听众叫 square(俚语,形容保守、无趣的人)。在他们眼里,square 不懂音乐,点的尽是俗气的曲子,还老想对怎么演指手画脚。但没办法,偏偏钱攒在 square 手里:他们听得不顺耳,下回就不来了,老板也会换人。
这就导致乐手们生出一种很拧巴的心态:钱我照收,可你不懂,轮不到你来评判我。乐手们经济上做不了主,就在心里把这口气争回来。爵士的精英感就是在这种受制于人的处境里长出来的,乐手越是离不开听众,就越要在自己和听众之间砌一道墙。
这道墙在台上也砌着。Minton's 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:台上的乐手会故意用难走的和弦、飞快的速度和少见的调,把水平不够、只想上台凑热闹的人挡在外面。hip 和 square 的界线,一开始就是 bebop 的一部分。
收钱,又看不起出钱的人,这种心态在艺术圈里并不少见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管它叫“颠倒的经济世界”:在讲究独立的艺术圈子里,东西卖得好反倒招人怀疑,市场不买账,倒像是清白的证明。所以在乐手圈里,最重的一句骂人话就是“出卖自己”。
乐手把 square 挡在墙外,主流社会也把乐手当外人看。贝克尔这本书叫《局外人》,书名正好有这两层意思。在主流社会眼里,这些昼伏夜出、不守规矩的乐手是局外人;在乐手眼里,那些不懂音乐还要指手画脚的 square,才是真正的局外人。
在大众的想象里,这群“局外人”又危险又迷人。Paul Lopes 研究过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小说、电影和新闻,发现爵士在里面代表着阶级、种族和城市,乐手既是浪漫的叛逆者,又是危险的越轨者。这些故事几乎总以悲剧收场,主流规范也就借着这样的结局又确认了一遍。
三、替它说话的人
乐手自己说“这是艺术”,社会不一定认。真正把爵士乐捧上去的,是一大群替它说话的人。
Becker 后来写了一本《艺术界》,专讲这件事。照他的说法,艺术从来是一群人合力做成的:作曲的、演奏的、做乐器的、开场子的、发唱片的、写评论的、办学校的、掏钱资助的,再加上听众,一件作品才被叫作艺术;乐评人和美学家干的活,就是跟大家讲明白它凭什么算艺术。爵士乐的经历,几乎可以当成这本书的注脚。社会学家 Paul Lopes 就借用“艺术界”这个概念,写了一整本爵士怎样成为艺术的书。
头一拨是乐评人。三十年代,法国乐评人 Hugues Panassié 写了《Le Jazz Hot》(1934),这是最早把爵士当作严肃音乐来讨论的书之一;另一位乐评人 Charles Delaunay 编出了早期最重要的爵士唱片目录(1936)。欧洲人认真研究爵士,比美国人还早。美国这边,1934 年在芝加哥创刊的 Down Beat 杂志慢慢攒出一整套谈爵士的说法:哪些乐手要紧,哪些唱片非听不可,什么样的独奏才算好。

这些乐评人是什么人?
John Gennari 写过一部美国爵士乐评史。他发现,世纪中叶最有影响的一批乐评人,有不少是受过精英教育的唱片收藏家,Marshall Stearns、Nat Hentoff、Barry Ulanov、Martin Williams 都在其中。他们看不上商业化的粉丝文化,用一套讲究形式和审美的方式来写爵士史,为的是证明爵士配得上走进博雅教育所代表的文化殿堂。Lopes 也描述过三十年代那批自称“正派”的爱好者:他们把“真正的”爵士当作一门受威胁的严肃艺术,一边怪古典乐界不承认它,一边怪唱片业逼它商业化、怪听众无知、怪摇摆乐手出卖自己。
四十年代,乐评界还打了两场仗。先是摇摆乐的拥护者和新奥尔良“复古派”(主张回到二十年代新奥尔良老式爵士的人)对骂,Metronome 杂志在 1942 年给复古派起了个外号,叫“发霉的老古董”(moldy figs);bebop 出来以后,支持它的乐评人又跟这两派都吵了起来。Gendron 认为,这些论战催生了一套新的审美说法,bebop 才可能被理解成先锋艺术。换句话说,乐评人的话语本身就参与了爵士的升格。
DeVeaux 把话说得更透。我们今天在教科书里读到的爵士史,新奥尔良、摇摆、bebop、冷爵士和硬波普、自由爵士和融合,这些不同年代的爵士风格按先后一路排下来,像一部家谱。他认为这部家谱是后来才写成的:爵士想得到支持,就得攒下“文化资本”,一套证明它是“自足艺术”的家谱正好派上用场。家谱里有谁、没谁,也是挑过的。五十年代爵士想向古典乐靠拢,付出的代价是甩掉一部分非裔美国人的特征。
乐评人把家谱写好了,各种机构接着把它请进了课堂和音乐节。1947 年,北德州一所大学开了第一个爵士学位专业,爵士乐有了教材,也有了学分。1954 年,纽波特爵士音乐节在罗德岛的富人避暑地开办,爵士乐登上了上流社会的草坪。Gennari 写五十年代的那一章,标题就叫“在高级的律动里摇摆”(Swinging in a High-Class Groove),讲的正是爵士怎样在教育和上流娱乐里赢得“新的主流体面”。
再往后,国家也出面了。1956 年开始,美国国务院派 Dizzy Gillespie、Louis Armstrong、Dave Brubeck 等人去世界各地巡演,拿爵士乐展示美国的自由和活力,这是冷战里的一场文化外交。
Stearns 这样的乐评人也乐于把爵士讲成“美国跨种族MZ的胜利”。1987 年,美国国会通过决议,说爵士乐是珍贵的国家财富。同一年,纽约的林肯中心(美国最重要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)办起了爵士系列音乐会;到 1996 年,Jazz at Lincoln Center 成了它的正式成员,跟纽约爱乐、大都会歌剧院做了邻居。
1997 年,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的爵士清唱剧 Blood on the Fields 拿到普利策音乐奖,是第一部得这个奖的爵士作品。DeVeaux 提醒过,爵士有了学位、档案馆和研究所,也就成了“另一种音乐”,跟街头巷尾的流行音乐越走越远。
这几十年里,Parker 和 Monk 的录音一个音符也没改过,改变的是围在这些录音周围的人。历史学家 Lawrence Levine 讲过一个很像的故事。十九世纪的美国,莎士比亚和歌剧原本是老百姓的娱乐,观众又起哄又叫好,还会喊着让演员再来一遍。后来它们一步步被“供”了起来:剧场里安静了,票价涨了,成了高雅文化。爵士乐走的也是这条路:离开舞池,进了音乐厅,观众规规矩矩坐着听。
Lopes 把爵士的升格接到了这条线上:十九世纪末精英划下的高雅与通俗之分,正是爵士后来要挤进去的那道门。
由此也能看出,光靠音乐本身复杂,高超的技艺,并不能让它被捧上去。前卫摇滚一样有奇数拍和大段的结构,主流乐评却嫌它装腔作势;重金属的演奏难度高得吓人,1985 年却被拉进了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。反过来,作曲家约翰·凯奇的《4分33秒》(1952)从头到尾一个音都没有,照样写进了音乐史。一种音乐最后被贴上什么标签,说到底要看它周围站着哪些人,跟音乐本身好不好关系不大。
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。Lopes 认为,爵士争取艺术地位,也是黑人乐手争取尊严的过程,它对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化等级是一次“重大冲击”。这一面是真实的。只是等到“艺术”的名分被消费社会接过去,事情就变了味,这是下一节要说的。
四、今天的高级感
到了今天,爵士乐高级,差不多成了一种共识,但凡你给人说你听爵士乐,很大概率总会收到一句“有品味”的回应。可“艺术”和“高级”之间还隔着一步,这一步迈得比很多人想的晚。
八十年代:爵士成了富裕的符号
电影学者 Krin Gabbard 注意到,八十年代初以后,爵士在电影和广告里越来越多地代表优雅和富裕,而在此之前,它很少带这层意思。
音乐学者 Justin Williams 把八十年代的证据摆了一大桌:Marsalis 在 1983、1984 年都是同一年里拿下爵士和古典两项格莱美;热门情景喜剧《考斯比一家》把爵士和黑人中上层家庭连在一起;Chase Manhattan 银行、American Express、Infiniti、Diet Coke 的广告拿爵士来标示体面的生活,YSL 在 1988 年还推出了一款叫 JAZZ 的男士香水,日本动漫《星际牛仔》的爵士配乐。
到九十年代初,A Tribe Called Quest 这样的嘻哈组合在作品里用上原声贝斯和管乐,乐评人马上夸它们“更有头脑”,这一下就跟搞街头暴力的帮派说唱分出了高下。
Williams 的结论是:这些爵士的声音,在说唱里成了“阶层的符号”。爵士一旦成了符号,谁都可以拿来用。今天的高级感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,细看有两个来头:一种是借来的,一种是圈子里的。
借来的高级感
大多数人感到的高级,来自爵士乐出现的地方:酒店大堂、精品咖啡馆、红酒吧、楼盘广告。这些地方借了爵士乐几十年攒下的名声,顾客坐进去,又从这些地方借走一点。奢侈品牌也是这么做的。
2025 年有一项研究统计了 2,000 条带 #luxurybrand 标签的 Instagram 帖子,在配了音乐的 884 条里,爵士占 37.1%,在作者分的五类音乐里最多。
这种对音乐的借用是真的非常管用。1993 年,有两位消费研究者在一家卖酒的商店里做过实验:店里放古典音乐的时候,顾客挑的酒明显更贵。
1997 年《自然》杂志上还有一项研究,结果更直接:店里放法国手风琴曲,法国酒卖得多;换成德国啤酒馆里的音乐,德国酒卖得多。
在悉尼一家餐厅做的实验里,放爵士的时候,顾客愿意为主菜花的钱,和放古典时一样,反正都比放轻音乐和不放音乐时花的钱更多。背景音乐不声不响地,就改了人们对一个地方、一件商品的看法。
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说(推荐他的《消费社会》),人们花钱买的,除了东西本身,还有东西背后代表的意思。一杯咖啡配上小号手兼歌手 Chet Baker 的歌,卖的就多了一份“品味”。
但说来讽刺的是,爵士乐在这些地方又成了工具。当年 bebop 拼了命要甩掉伴舞工具的身份,几十年后,它成了烘托气氛的背景音乐。只不过这回,它伺候的是消费主义。
在中国,这层光还叠了一层
爵士进上海的时候,本来就是一件奢侈品。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五六十家舞厅,大多开在酒店里;本地几乎没有爵士乐手,舞厅只能请外国乐队,前后来到租界的外国乐手有五百多人。
顶级的舞厅有百乐门、仙乐斯、逸园,请的都是一流乐队,比如在逸园驻场的美国小号手 Buck Clayton 和他的 Harlem Gentlemen。
研究上海舞厅史的 Andrew Field 借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说法,把这些开在租界里、华丽又带着异国情调的舞厅叫作“现代性的梦境”。
当时的中国也有人看不惯。民国的批评者把作曲家黎锦晖那些带爵士味的时代曲(当时上海流行的国语歌)叫作“黄se音乐”,左右两pai一起骂,这种骂法跟美国 1921 年那篇“罪恶”的文章几乎是一个调子。1934 年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、提倡整肃社会风气以后,报刊上争论跳舞是不是害国,舞厅业只好办慈善舞赛、用国货、唱中文歌,证明跳舞也可以爱国。

几十年后爵士回到上海,又住进了酒店。到 2000 年代中期,上海好几家爵士场所开在希尔顿、波特曼丽思卡尔顿这样的豪华酒店里,资格最老的是外滩和平饭店的爵士吧。
James Farrer 和 Andrew Field 研究上海夜生活时指出,今天上海的爵士场景主要来自国际上的现代爵士,跟本地传承关系不大,可“上海爵士年代”的故事给了它一份家世;它的“正宗”,一半靠这座城市文化混杂的真实历史,一半靠这段历史的神话。如今各种“老上海”“民国风”的店里,爵士乐几乎是标配,借的就是这份家世。他们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:同样从三十年代舞厅里出来的交际舞,到九十年代成了工人阶层的消遣,光环早就没了,爵士却一直留着。
圈子里的高级感
另一种高级感,属于真花时间去听的人。
布迪厄在《区分》里讲过,品味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群。懂一门艺术要花时间、要有知识、要有合适的成长环境,所以一个人喜欢什么,常常透出他的出身和教养。
拿这个框架来看,爵士乐恰好样样都占:它离开了舞池,不再人人会跳;听的人要听明白,得知道曲式、标准曲、乐手之间的师承;当年乐手在台上划下的 hip 和 square 的界线,也顺手变成了懂和不懂的界线。
这一点在数据上也看得出来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 1992 年的调查显示,爵士现场观众里大学毕业的占 49%,全体成年人里只有 24%;
家庭年收入 5 万美元以上的人只占成年人的 19%,却占爵士观众的 32%。写这份报告的 DeVeaux 直接用了“文化资本”这个词:爵士住进了大学音乐系和音乐厅,懂爵士正在变成美国文化资本的一部分。
同一份报告里也有反方向的数字:54% 的黑人成年人说喜欢爵士,白人只有 32%。爵士并没有完全变成精英的专属。
日本是另一个样本。研究日本爵士史的 E. Taylor Atkins 写到,爵士喫茶(专门放爵士唱片给人听的咖啡馆)像神殿一样,客人不许交谈,安静地听唱片;爵士从大众娱乐变成艺术音乐,乐迷的阶层也跟着往上走。他还提到,战前的日本乐手去上海工作,回来身价就高了一截。东亚的爵士家世,从一开始就和“见过世面”连在一起。
社会认同理论说出了这件事的另一面:人要分出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,才弄得清自己是谁。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研究,让被试猜不同音乐的乐迷是什么样的人,大家的印象相当一致。
研究者认为这些刻板印象是社会建构出来的,音乐偏好就像一枚徽章,人们拿它告诉别人自己是谁。有意思的是,在那项英国的研究里,和“白人上层阶级”绑在一起的是古典乐,爵士乐迷只被看作友善、情绪稳定的人。可见“爵士 = 高级”这张标签,在不同的地方贴得并不一样。
这份认同能让人找到同伴,可它跟借来的高级感一样,也是虚的。听音乐慢慢变成了表态:有人怕被看出不懂,就硬着头皮听自己并不喜欢的唱片;有人聊起爵士,先比谁知道的名字多、版本细,真正听进去的反倒少了。
两种高级感怎么互相推
这两种高级感会互相推着走。借来的高级感把爵士乐铺满了城市的角角落落,“听爵士”也就分不出谁是谁了。于是圈子里的人把界线往里挪:先比听哪一张,再比听哪个版本、哪一版压片。
社会学家齐美尔在 1904 年写过一篇《时尚》,讲的就是这样的循环:上层拿一种品味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,大众跟着学,上层就再换一种。爵士乐的高级感也一直这样流动。Minton's 当年那道 hip 和 square 之间的墙,八十年来一直有人在重新砌。
结尾:撕掉标签以后
回头看这一百年,爵士乐的高级感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:乐手在受制于人的处境里守住的那点自尊,乐评人写出来的家谱,学校、音乐节和国家的认可,八十年代广告里的富裕想象,消费场所的借用,再加上圈子里的认同。在中国,还多了一份老上海的家世。每一层都实实在在发生过,可没有一层是音乐自己带来的。
所以说,爵士乐没什么高级的。它跟别的音乐一样,有好听的,也有不好听的;有人听得入迷,也有人听不进去,都很正常。
撕掉这些标签,剩下的才是最值得在意的东西:听的时候那份快乐。bebop 当初打动人的,就是几个人站在台上,按同一套和弦即兴,每个人都当着别人的面成为他自己。你听出来了,跟着高兴了,这就够了,用不着靠它来证明自己是谁。

如果你想试试,可以挑一首标准曲,比如 Body and Soul,一首几乎每个爵士乐手都演奏过的老歌。先听上面这位次中音萨克斯手 Coleman Hawkins 1939 年的版本,再听萨克斯手 John Coltrane 1960 年录的版本。同一首歌,两个人,两种样子。听出这里面的不同,比知道它“高级”有意思得多。
想顺着这些名字接着听,可以打开我们的音乐流派地图。在爵士这个节点附近,能找到 bebop、冷爵士、硬波普这些流派,很多流派都配了必听唱片。
最后文中涉及到的书籍都很好看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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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局外人:越轨的社会学研究》,张默雪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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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区分:判断力的社会批判》,刘晖译,商务印书馆,2015。
3.《the rise of a jazz art world》,Paul Lopes, 2002
参考文献
文中提到的研究和史实出自以下文献。史实和研究已逐条核对,核对时间为 2026 年 10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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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史实
- Minton's Playhouse;Miles Davis 背对观众一说的争议;We Insist!
- Hot Club de France;Down Beat;北德州大学爵士专业;纽波特爵士音乐节
- 1956 年“爵士大使”巡演;H.Con.Res. 57(1987);Jazz at Lincoln Center;1997 年普利策音乐奖
- 1985 年参议院听证会记录;上海百乐门
图片来源
- 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 宣传卡,公有领域
- Dancing at the Savoy Ballroom, 1936,公有领域
- Minton's Playhouse, 1947、Three Deuces, 1947、Aquarium, 1946、Coleman Hawkins 与 Miles Davis, 1947:William P. Gottlieb 摄,美国国会图书馆藏,按摄影师意愿进入公有领域
- The Paramount, Shanghai,Tksteven 摄,CC BY-SA 3.0
